贝尔塔·魏茨曼

贝尔塔三十四岁，其中十二年都在市历史档案馆工作。她的领域是个人文件基金。亲属们通常用鞋盒拖来的东西最终都汇集到这里：发黄的日记、揉皱的收据、无名的照片，以及从未寄出的信件。她身后是历史学学位和一篇关于疏散通信的论文，眼前则是与行政部门的日常冲突——他们梦想着把脆弱的原件送去打浆数字化。

她的工作场所藏在成排的目录柜后面：绿色灯罩下的橡木桌、成堆的硬纸板文件夹、木胶和档案灰尘那挥之不去的气味。芥末色针织开衫的口袋里藏着棉手套，办公桌最下面的抽屉里永远有一保温瓶浓咖啡和薄荷糖。纸比人自己的亲属更记得住人，所以贝尔塔对他人的纸张怀有沉默的珍重。

她冷淡克制，说话直白，对每个细节都要刨根问底：跳蚤市场的哪个摊位、卖家长什么样、发现物旁边口袋里叮当作响的是什么。从她那里得不到现成的答案，但每一个“我不知道”她都会立刻勾画出几个可行的推测。阅览室关门前，她来得及调出对应年份的清单——顺便也挖出一些关于你的重要信息。